孙浩良：谈谈华文教育的标准化、正规化、专业化道路

来源：世界华文教育研究2017年第1期 时间：2023-11-05 作者：国际中文教育人才网官网对外汉语教师招聘 浏览量：

孙浩良，澳大利亚籍华人，1992年创办澳大利亚新金山中文学校，现任该校长、董事会主席。主要研究方向为华文教育，著有《海外华文教育》及多篇华文教育相关文章。

本文刊于《世界华文教育》2017年第1期

在国内的学者从认同、政策规划、学科归属等宏观层面思考华文教育的顶层设计问题的同时，海外的华文教育工作者更多地考虑在实际生存需要和生存可能中获得平衡，寻找华文教育的生存空间，从这种生存需要和生存可能中衍生出来的华文教育形式往往看似质朴无华，却灵活多样，是华文教育当地化的生动体现。也正因为如此，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者的探索往往是喜悦与艰辛并存，激情与挫折同在。2016年9月，本刊邀请到澳大利亚新金山中文学校校长孙浩良先生进行了远程访谈，探讨新金山中文学校的发展、华文教育产业化、华文教育研究等问题。孙浩良先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中文学校——新金山中文学校的创办人、校长。新金山中文学校成立于1992年，现有分校10所，在职教师300人，在校学生5000名，教学质量卓著。孙浩良先生不仅致力于发展新金山学校的华文教育事业，身体力行地引导华文教育产业化道路，同时也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思考、研究，进行理论性总结，在如何发展华文教育问题上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可以说，实践与理论的相互砥砺，成就了孙浩良先生引导下的新金山中文学校，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华文教育标准化、正规化、专业化的可行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华文教育的“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本质上是华文教育的一体两面，不可或缺。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可能不仅需要从高处着眼，也需要脚踏实地，两者有必要、也必须结合起来考虑。

编辑：孙校长，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邀请。我们今天访谈的主题，主要是想请您谈谈您领导下的新金山中文学校及澳大利亚华文教育的发展问题。

孙浩良：著名的语言文化教育专家郭熙教授最近谈到华文教育顶层设计的问题，读了以后我很受启发，这个问题我从未想过，因为我身在基层，想得更多的是华文教育的“底层问题”，今天我着重谈谈华文教育底层设计的问题，与郭熙教授相呼应。

问：您在2001年就已经撰文探讨过华文教育产业化的问题，并且您二十余年来不仅一手创办了新金山中文学校，还创办了印刷厂、出版社、书店等等，可以说是以实践验证了华文教育产业化的可行性。这样看来，您的倡议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从2001年到现在已过去15年，您对华文教育产业化这一问题的看法有无改变或是更深入的思考？

孙浩良：我们走华文教育产业化的路子，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因为在海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生存的问题。如何活下来，首先要有造血功能，才能生存和发展。造血功能从哪里来？首先要有钱支付学校的租金和老师的工资。1992年刚办学时，老师们靠的是满腔热情。那时一年收60元学费，学生人数少，交租金都不够。刚开始时老师的工资每节课2元钱，一上午6元，只能说是汽油费。后来学生人数多了，收入才改善。教师的收入不稳定，教师队伍的稳定就有问题。于是，我学习国内办学经验，办校办工厂。我们最初办的是印刷厂。它也是学校直接的需要，先是印学生的作业簿，后来印学报、后来接外活，再搞出版，办刊物。我的体会，教育的产业化要围绕教育来做文章，不然会走偏方向。总之，产业化这条路是对的，我们一定会走下去。目前我更多地考虑华文教育自身产业化的问题，以后有机会再好好谈一谈。

问：贵校目前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是怎样的？办学经费主要有哪几种来源？

孙浩良：新金山组织架构和模式有自身特点。我们的做法是在总校统一领导下的总校-分校组织架构，与流行的中文学校联合会等形式不一样。中文学校联合会有它的好处，可以调动各学校自身积极性；但会有弊端，各学校自行其是，不能形成统一的力量。新金山各分校的校长由总校任命，财务不独立，各分校管理人员由总校聘任。目前共有5000名学生，300位老师，10所分校，由于10所分校的教学质量都由总校来控制，来管理，教学骨干老师由总校来统一调配，这样教学质量能得到保证。各个分校的状况不一，有的有盈余，有的在亏损，通过总校统一调剂，小学校，可以养大；大学校可以适当地控制规模，这样整个教学可以变成一盘棋，教师的流动、包括学生的流动，都可以搞活。我觉得比联合会或协会的形式要有利得多。我们现在办学经费主要是两大块，一块是学生的学费收入，大概占我们整个收入的三分之二，另外三分之一是当时政府给我们社区语言学校的财政补贴。另外，我们通过跟学校相关的一些企业化的公司相互支持和补充，真正把华文教育搞活了，就有可持续性了。

问：要管理新金山中文学校这样规模的学校，至少在日常运营方面已不能单纯依靠个人之力了，那么从运营者和决策人的角度来看，您认为身为中文学校的管理层应当具备哪些方面的素质，在能力方面有什么要求？

孙浩良：靠一个人那当然是不行的，需要有一支团队。我们这个团队的结构大致是这样的，有一个校务委员会来主持学校工作。通过各个分校校长的联席会议来统一教学管理，总部现在有十来位全职工作人员承担日常的行政工作，都有分工。有管教学的，有管财务的，也有管外联的。我还希望今后能逐步形成一支全职教学骨干教师队伍，由他们来承担教学研究、教材研发、教师培训等工作，这些方面都能跟上的话，那离国侨办提出的标准化、正规化、专业化的目标就更接近了。

我认为，一个中文教学的管理者应当具备的素质和能力，第一是热爱华文教育，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海外，包括我们新金山中文学校这样一个已经有相当规模的学校，在当地的整个教育系统里毕竟还是弱小的，如果你不热爱这个事业，没有献身精神，就很难长期稳定地去从事这个工作，经不住外界的诱惑。除此之外，双语能力，相当扎实的中文功底，也很重要。教师要有教学的能力，管理人员也要懂教学，我们现在的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教学出身的，既懂教学又懂管理，就会更好一些。对于学校来说，很重要的是为他们创造条件，一个是薪酬，另一个很重要的是培训。这方面我觉得国侨办、地方侨办，还有维州政府，以及学校本身，都比较重视。我们有一个硬性条件，就是任课老师每年都必须接受至少25个小时的专业培训，你如果做不到这个，那明年我们就不会聘请你了。

问：众所周知，澳大利亚一贯倡导多元文化主义，其语言教育政策是一个重要方面。新金山中文学校所在的维多利亚州是全澳推行非英语语言教育最为积极的地区之一。能否请您以维州包括华校在内的社区语言学校为例，介绍一下当地语言教育的整体环境及其对社区语言学校发展的影响？新金山中文学校在哪些方面获得了当地政府和社区的支持？

孙浩良：总体上来说，澳洲特别是我们维多利亚州，语言教育政策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也是不断地通过斗争争取来的。你要不断地跟他们做工作，提要求。这二十多年我们也一直在跟他们争取，方式也很多，比如政府换届选举时提出要求啊，通过家长写联名信啊，写文章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争取。所以总体上我们现在能够争取到的外部环境应该还是不错的。好比我们新金山中文学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文专科学校，因为我们的教学是参加高考的，我们是教育部认可的可以参加高考中文科目考试的学校。今年我们大概有六百多名毕业生参加高考，是全州中文科目考生最多、也是成绩最好的一个学校。这是政策优势，也是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办学能够取得不错成绩的一个因素，是我们的有利之处吧。另外就是我们学校除了中文教学以外，我们也很重视参与社区语言文化活动，澳大利亚最大的橄榄球俱乐部之一，西部斗牛犬队，还有著名的墨尔本老虎篮球队等，都是我们十几年的社区合作伙伴。积极参与本地的体育活动，文化活动，是学校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全国篮球比赛主场里挂出的唯一一块中文牌子，就是我们新金山中文学校。比赛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孩子下去跟运动员们一块儿玩。当地电视台都实况转播了，这样实际上扩大了我们学校的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学校融入主流社会所做的一些事情。

问：贵校除了日常教学以外，文化活动非常多，也很有特色，比如在祖国各地的“寻根之旅”夏令营、校内举办的“中华文化大乐园”，特别是新金山交响乐团，等等，贵校开展这些文化活动是出于何种考虑？下一步有何发展规划？

我校每年都会有超过100名学生去中国参加寻根之旅活动，我们每年都会举办中华文化大乐园，我们的新金山交响乐团已经办了四年，既参加本地的文艺演出，也回祖籍国汇报演出。我们参加过上海的青少年音乐节，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大剧院作了一个专场的汇报演出，效果都非常好。我觉得通过这些文化活动，一方面是传播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另一方面对我们的孩子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让他们亲身感受到文化艺术的魅力。所有这些活动都纳入我们的教学大纲。比如寻根之旅跟高中学生的毕业实习是结合起来的，他们一方面寻根，另一方面搜集毕业论文资料，由此写出来的毕业论文很有特色。中华文化大乐园也成了我们固定的办学模式。对于促进我们平常的语文教学，我觉得也是很有作用的，特别是老师们在文化大乐园当中的那些教学手段，我觉得完全可以融入日常的中文教学中来。所以我们一定会坚持搞下去。

问：在利用国内外资源，实现优势互补方面，贵校有哪些经验？

在国内外的资源优势互补方面，实实在在地说，我们是得利于国务院侨办和地方侨办给我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曾经多次参加过由上海市侨办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华文教师培训班，校长培训班，效果也非常好。另外从前年开始，我们和上海市侨办，上海开放大学，开展远程教师培训，通过视频进行教学，效果也是挺不错的。因为授课题目就像餐馆点菜一样；可以自选，也可以当堂提问。每年年初的时候上海市侨办就会发一个单子给我们，可以看到提供哪些课程，让我们选。选完了以后，由上海远程教育中心来安排讲课，很方便。另外维州教育部专门提供社区语言学校老师的培训。教育部要求社区语言学校的老师都要经过培训，有一级证书，二级证书，从去年开始了四级证书的培训。这是维州教育部新开发的一个项目，拿到四级证书的教师就可以到全日制学校担任中文教师，目的是让社区语言学校的教学和中小学的教学能够结合起来，可以进一步利用社区语言学校的教师资源。也是我们社区语言学校进入主流教育的一个好机会。目前我们已经有十多位老师拿到了四级证书，整个维州或者说整个澳大利亚，拥有社区语言教学四级证书的中文老师可以说被我们新金山中文学校全包了。对以后学校的进一步发展十分重要。

问：贵校作为上海市侨办授予的两个海外文化推广中心之一，开展了哪些相关活动？下一步规划是什么？

孙浩良：我特别感谢上海市侨办多年来对我们新金山中文学校的支持和帮助，比如我们每年的特色夏令营，小记者营，摄影营啊，都是上海市侨办首创开始搞的。另外我们创办了新金山中文图书馆，上海市侨办每年都会给我们一些财力上的支持，让我们可以进新书，新期刊。还有我们每年都会组织当地的中小学校长到中国访问，今年是第五年了。这些中小学的校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我们在他们学校开中文课的，这些中小学校长他们也有一个交流的机会，通过到中国与相应的中小学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已经结成了好几对友好学校。对我们中文学校来说，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更加关心和支持我们的中文教学了。另外，这些学校的校长们相互认识了，他们对如何在本校办好中文教学可以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为此，他们自己搞了一个校长网。我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难处，也得到了这些学校的理解和支持。所以我们跟这些学校的关系都处得非常好。

问：贵校的VCE中文部是维州教育部批准，考试局VCAA审核认定的VCE中文教学机构，多年来成绩非常突出。请问贵校围绕VCE中文考试辅导工作开展了哪些教研活动？有何新举措或发展计划？

孙浩良：我校的VCE中文教学部，共有五十多个老师，是一支实力相当强的师资队伍，他们边教学，边教研，自编教材，十所分校的VCE教学都由VCE中文教学部来统一管理、调配师资、设置课程。学生的作业练习，卷子，都由VCE中文部来统一编制。我们学生在校内的考试成绩是作为VCE高考成绩的一部分，毕业生除了参加两次全州的会考外，平时要考六次，考卷要接受维州教育部和考试局的审查，所以我们要不断修订。另外还有翻译课的教材，也是自编的。还有一项活动我觉得近些年搞得不错，就是统一判卷，一张学生卷子要经过几个老师的流转。统一判卷的好处是，发现问题时，老师可以商量，讨论，比如学生答的一个题该算对还是错，老师们可以商量后得出一个意见。统一判卷的过程也是培训的过程，老教师可以带新教师，英文好的老师可以带差一点的老师。统一判卷的形式我觉得还是成功的。另外就是我们现在VCE中文科目是要读三年：预备班，11年级，12年级，我们采取的办法是一个老师带两年到三年。如果这个教师把学生从预备班带到12年级，三年下来，老师对学生非常了解，学生的进步也很明显。总之，这些措施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校学生的毕业考试成绩一直在全州保持着遥遥领先的地位。

当然，我们的中文教学还面临着新的挑战。比如说VCE，除了中文作为第一语言、第二语言、和第二语言高级组以外，从明年开始还要增加一门新的课程——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它对中文的要求会进一步降低，对中国文化知识的了解会进一步提高，其中相当部分是英文教学，主要是为非华裔的孩子提供的课程。怎么开好这门课，我们还要多动脑筋。我发现，我们的周末中文学校里非华裔的学生人数在增加，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或者说面临一个新的任务。比如我们有的分校里已经有二三十个韩国裔的学生，家长不送去学韩语，送来学中文，这些孩子跟华裔孩子一起学中文就会比较吃力，完全用教华裔孩子的方法来教这些非华裔的孩子，可能有些孩子就坚持不下去。除了韩国孩子，还有日本、印度的，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洋娃娃” ，欧洲裔的孩子。如何教好非华裔学生学好中文，是我们面临的新任务。

问：听说贵校除了周末中文班以外，还开设了数十个课后中文班，非常受欢迎。这些课后班的发展态势如何，有无近期发展计划或长远目标？

孙浩良：现在我们给超过二十所当地小学开设课后中文班，利用课后下午三点半到五点半的时候去给俗称“洋娃娃”的小学生们上中文和中华文化课很受欢迎。这种形式的教学，跟我们的周末教学显然是不一样的，教学对象、教学要求都不一样。我们已经坚持了五六年了，效果还是明显的。今年维州举行的地球村英汉双语朗诵比赛，得到第一名的孩子就是在我们课后中文课学出来的，当然她也在日校学中文。这可以看到我们的教学成果，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怎么把我们课后中文班进一步办好，也还面临着很多问题，比如教师队伍的稳定问题，还有教材的问题，教学方法的问题，总之，怎样教非华裔学生学好中文，是我们面临的新的挑战。

关于近期的发展计划和长远目标，我想特别谈一谈。我们现在进入当地的所谓主流学校，全日制的中小学校去开中文课，用的还是课后时间，下一步的发展目标是进入它的教学大纲，也就是进入它的正规课程。这是目前我们努力的方向。我希望采取承包式的教学，即中文课作为教学大纲的一部分，由我们承包教学，这也是现在教育部鼓励的。维州教育部现在很重视发挥社区语言学校的教学资源和教学优势，帮助周边的中小学把中文课程作为一门正规的课程开设出来。这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一项工作，很有希望。进入政府学校可能会慢一点，因为政府学校条条框框多一些，但是我觉得进入教会学校、私立学校，还是挺有条件的。如果这样的课程开起来的话，实际上带动了我们华文教育走上产业化的道路。按照我的设想，我们建立起一支稳定的、全职的骨干教师队伍，将来这支队伍就派到各个学校去承担教学。只要我们坚持不懈，这条路应该可以走下去。如果真正是这样的话，那样我们就真正实现了华文教育的专业化，而且是产业化背景下的一个专业化。

问：您提出在家庭中进行中文教育比学校的教育更为重要。这一观点与多年来学术界关于非目的语环境下语言代际传承的研究成果非常一致。虽然我们已逐渐认识到了家庭语言管理在儿童语言教育和语言能力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和重要地位，但是对于如何促进家庭特别是家长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方面的研究还较少。能否请您从多年的教学管理经验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孙浩良：在家庭中进行中文教育，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每年华人社区春节团拜会让我讲话，我都是讲同一件事，虎年的时候我说虎年忠告，兔年的时候兔年忠告，蛇年的时候蛇年忠告，就是一个忠告：在家里坚持和孩子说中文。在家里坚持和孩子说中文，就是给孩子创造一个学习中文的小环境，因为我们这个大环境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就是在一个英语的语言环境里，我们孩子唯一的优势就是有一个小环境，这是一个天然的优势，如果在家里跟孩子说英文，那这个天然的优势都没有了。我们天然的优势千万不要放弃。还有一个就是家庭语言教学是我们中文学校的延伸，因为孩子到我们中文学校来学中文就是半天，有五天或者六天他是在自己家里，如果在家里有一个说中文的环境，有一个说中文的机会，那这个孩子的中文就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父母要有意识地在家里跟孩子说中文，这是我们一直都很鼓励的。但是怎么把它变成课堂，是一门大的学问。我们在VCE中文教学阶段，专门有家长培训，我们开家长会，告诉家长VCE考试有什么要求，考试规则是什么，现在正在教什么，孩子们正在学什么，因为大部分家长是有能力辅导孩子的，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辅导。经过培训，家长变成了我们的课外辅导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要把它充分利用起来。当然，有的家长具备条件，有的家长不具备能力，所以除了家长培训外，也要适当地给家长们提供教学资料。比如说我们的录音带，我们的音像资料，CD，DVD，另外我们现在还有网络教学，总之给家长提供教学的手段。课堂教学和客厅教学是不一样的，所以要进行专门的研究，怎样做好客厅教学，家庭教学要进行专门的研究，我们做得还不够。好比说，我们的孩子，特别是父母双方都是华裔，牙牙学语的时候都是中文，那时候父母之间交流是中文交流，孩子学的一定是中文，他是生活在一个中文的家庭环境里面，三岁之前他不接触社会，三岁以后就不对了，他进了当地幼儿园以后，家长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孩子是不会英文的，那怎么办？就恶补英文。孩子学英文其实是很快的，三、五个月以后，他回家以后就满嘴英文了。可是时间一长他就不肯开口说中文了。我老是说，三岁是一场争夺战。现在我们学校采取的办法是，三到四岁的孩子到我们新金山中文学校来上学，是不交学费的。免费教学。其实就是一场争夺战，让孩子进幼儿园的同时也进中文学校，保持他的双语优势。在幼儿园里学英文，周末到我们中文学校来学中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家庭里面怎么进行中文教学，那是孩子真正的母语教学。我觉得这是一门大学问，值得认真研究。

问：“海外华文教育研究所” 是您多年前就提出的一个想法，同时也提出了很多富有见地的研究课题，比如家庭中的中文教学、课堂教学法、周末中文学校与日校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课题也是我们国内很多华文教育研究系所关心的问题。实际上，从研究角度来看，海外华文教师身处一线，研究对象和研究材料都非常丰富，但很少有时间和精力进行专门的研究，而国内华文教育研究正是要面向海外做大量的实地调研工作，从教育政策、教学资源、师资等方面切实促进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您认为有没有可能将这两股力量结合起来开展海外华文教育研究？

孙浩良：这件事情我早就提出来了，差不多二十年了。有很多研究的课题。这些研究的课题，有一些属于基础理论研究，可以在国内高等学校里进行；还有一些实用性的，专题性的研究课题，可以放到海外来进行。我希望国内专业院校和海外身在第一线的教师能够有一个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的过程。国内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专家们基础理论很扎实，知识面也很广，但是他们有一个弱点，对海外华文教学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这几年国内不断地把这些老师派出来，巡回讲学也好，搞调研也好，时间太短，有时候就是走马观花。在国内我也说过，隔靴搔痒，不解决实际问题。在海外华文教学第一线的人，则往往是希望“快餐”式教学，你给我解决实际问题。一听说上理论课，比如说讲中国文化史，他不爱听，他要听的是你告诉我这堂课怎么教。但是像这种快餐式的立竿见影的教学，是很难起到提高教师自身素质的作用的，尤其是我们有相当一部分老师是半路出家的，不是学中文专业的，更不是学华文教育专业的，这些老师确实有一个打好基础的问题。基础教育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而国内的专家学者们了解海外华文教育的实际状况也很必要，所以我觉得怎么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非常重要。我本人长期担任上海华文教育研究中心的海外特聘专家，我很重视这项工作，因为我觉得对自己的提高有帮助，让我有机会和国内的专家学者进行很好的交流，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也发表了一些课题研究报告，我觉得还是很有作用的。国内的华文教育研究，要吸收一些在海外第一线上比较有经验的老师共同参与，他们中间有的本身就是科班出身，在国内学中文专业或是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甚至有学华文教育专业的，这些老师既是科班出身又有教学经验，应该多发挥他们的作用。在海外长期从事华文教育的老师，他们回国不但可以接受培训，也可以请他们当培训老师，培训国内年轻的，没有海外中文教学经验的老师，请他们回去上一个学期的课，讲一些专题，开一些讲座，我觉得也不失为一种办法。这样的话就可以起到一个相互交流的作用。据我所知，现在在华侨大学、暨南大学和北京华文学院都已经有研究院，怎么把这个研究搞活了，既有基础理论的研究，又有实际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现在海外从事华文教育第一线上的人，我想大概不下十万人吧，没有很好地统计过，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可以成为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把这部分力量调动起来，对国内高等院校，也是很有作用的。

由此回到我一开始提到的主题上来，我的好朋友郭熙教授谈的是华文教育的顶层设计问题，我谈的是华文教育的底层设计问题，其实顶层和底层本身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底层哪来顶层，但是光有底层，没有顶层，这样的华文教育也是成不了体系。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把华文教育的基础打好了，把底层设计做好了，同时再把顶层设计做好了，华文教育就变成了一个整体，真正成为像裘援平主任在第三届世界华文教育大会上提出的，把我们的海外华文学校打造成为一个传播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首选平台，就指日可待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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