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湄：国际中文教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

来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年 时间：2022-11-21 作者：黄湄 浏览量：

黄湄，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副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等。

本期文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探讨了国际中文教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问题。文章首先分析了语言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经典表述，二者呈现出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语言决定于共同体，无法逾越共同体的实践限度而成为超越式的存在；另一方面，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交往媒介，直接贡献于共同体的构建与成长。语言与共同体的互动关系，为国际中文教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辩证联系奠定了基础。基于前述分析，关于国际中文教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作者主要有两方面论述。其一，“共存共在”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核心的本质内涵之一，为国际中文教育的语言多元双向交流格局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二，国际中文教育所呈现的中文作为通用性公共产品的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享共赢”本质内涵的具象化印证。

习近平同志指出，语言文化的双重交流，能够“架设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桥梁”，“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在2019年国际中文教育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同志亦提出，中国政府把推动国际中文教育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积极发挥汉语母语国的优势，按照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平等互利的原则，构建更加开放、包容、规范的现代国际中文教育体系，为各国民众学习中文提供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以更加深入的姿态将中华民族自身的命运与人类命运和世界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为国际中文教育的深入开展创造了语境与平台。

一、语言与共同体：从马克思主义视域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语言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是该共同体“不言而喻”的一部分存在。对个人而言，“他只是作为某一人类共同体的天然成员，才把语言看做是自己的”[1]（P742）。语言与共同体的起源与发展都来自生产实践这一核心内驱，二者呈现出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语言决定于共同体，无法逾越共同体的实践限度而成为超越式的存在；另一方面，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交往媒介，直接贡献于共同体的构建与成长。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熔铸理论根基，国际中文教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鲜明呈现出与上述语言与共同体互动模式的同构性。一方面，就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这一理念承袭了马克思关于共同体的主要判断，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与“自由人联合体”这一理想社会目标的现实对接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袭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最高价值追求，又从当代世界局势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出发，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一步落实为“人的生存自由”，并由此出发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例如将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作为国际合作互动基础、谋求世界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等。[2]（P106-109）更重要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意识形态与价值内蕴方面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其“天下一家”的大同理想与西方弱肉强食的殖民文化不同，内含着民心相知相通、文化交流互鉴的和谐状态，以“美美与共”求“天下大同”，这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文化逻辑与思想动力的重要特征。总而言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下，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其根本途径在于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3]（P63）对于人类文明图谱而言，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特色、地域之别，只有平等交流、共存互鉴，才能汇聚不同民族的智慧与优秀成果，最终贡献于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

另一方面，国际中文教育就其本质而言，重点指将语言知识与交际技能传授给非母语的中文学习者的行为。这就意味着国际中文教育的导向，不要求学习者完全掌握汉语的系统知识，而更重视听说读写等具体言语交际技能，重在使学习者能够在特定的交际场合完成交际任务。[4]（P1）相对于面向中文母语学习者的中文教育，在国际中文教育中，语言的交往功能与交往价值得到了空前的强调，这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中文教育的互动联系构成了天然背书。

对于国际人文交流与多元文化交融而言，国际中文教育的独特基础性作用无可替代。语言是一个民族整体性的文化心理底座，一切都不能游离，一切都被吸附。[5]（P165）语言交流合作是深化国际理解、促进多元文化互鉴的历史大势所趋。国际中文教育作为桥梁与纽带，不只是要提升学习者跨语言与跨文化交际技能，也不只是要培养语言学习者的全球视野与世界情怀，而是指向合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蓝图。

二、“共存共在”：多元双向交流的理论基础

“共存共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核心的本质内涵之一[6]（P65），为国际中文教育的语言多元双向交流格局奠定了理论基础。国际中文教育作为桥梁与纽带，从不是单向度的灌输与改造，而是创造人们与外部世界更加深入的交流机会，既向外界提供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语言教学，更借此汲取借鉴外部文明的先进经验与优秀成果，最终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与多元文化互鉴。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语言多元化的愿景若合一契。

语言作为联系社会群体成员的纽带，是一个群体内部最重要的共同交际工具，是群体的身份象征和标志。实践主体的多元共存共在，就是主体相应语言的多元共存共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呈现出主体多层多元的特征，各个国家、民族、文明、群体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主体，对各个独立主体的承认，就意味着对其背后文化与文化最重要的承载者——语言的承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前提是各个主权国家的平等相待、共商共建，在文化上则表现为倡导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兼容并包，故而在利益旨归方面，天然呈现出保护语言多样性的愿景。与旧秩序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文明方案”，提倡不同文明主体平等交流、“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相应在这一视域下的语言格局必然提倡多元格局与双向交流：各种语言无论语种大小、使用多少，都是文化载体与文明象征，尊重语言的多元化，即是尊重文明的多元化。

语言作为人类知识、观念、信仰与传统的承载工具，天然带有鲜明的文明差异烙印。语言的多样性，理应得到尊重和保护，而非旧有国际秩序下英语的一家独大。尊重语言的多样性与多元化，不仅能够促进人们在利益分配过程中更加全面、充分地发挥语言的交流作用，有利于世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更对欠发达文明维系自身文明传承、保护自身传统文化、抵制强势外来文化侵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是对文明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维护。

2019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岳麓宣言》，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多元语言格局的精准描述。《岳麓宣言》作为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指出语言有助于人们通过共享的“行为模式、互动方式、认知结构和理解方式”来交流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行为模式与互动方式而言，语言实现了当下时空中不同主体的即时性交往，如人与人即时交换信息、密切协作；对于认知结构与理解方式而言，语言实现了主体与其外部世界的即时性沟通，充分发挥了认知与评价功能。无论是行为与互动，还是认知与理解，都少不了语言承载的主体跨越时空的历时性交往——语言在其中扮演着文化最重要承载者的角色，后人据此继承吸收并创造新的文明。

在这个意义上，语言以其交往特性，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可或缺的有效组成部分。没有语言的多元格局，便没有全球范围内的多元、公平、开放和包容的知识社会，便没有“普及教育、获取信息和实现表达自由”的愿景，便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而不同、开放包容的蓝图。

在这个意义上，国际中文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多领域实践，早已超越了单纯出于民族感情的国际推广传播，更非直接针对任何其他语言的竞争较量，而是在旧有国际秩序困局之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的必然产物，直接贡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三、“共享共赢”：作为具象化印证的公共产品

国际中文教育所呈现的中文作为通用性公共产品的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享共赢”本质内涵的具象化印证。“共享共赢”即指各行为主体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利益旨归。不断深入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离不开中文充分发挥全球性公共产品的工具价值，在生产实践、交往互动与利益旨归等各个维度上加持贡献。

由于生产驱动与利益旨归的一致性，共同体与语言相辅相成：在实践层面，某一特定的共同体必然呼唤着相应的特定语言作为其通用性公共产品。历史上在先后由英美主导的旧世界秩序中，英语成为其关键语言甚至上升为该秩序范围内的第一语言，其背后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文化特征。时过境迁，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的提出者与主要推动者，客观上决定了中文在这一新的共同体语境下作为全球性公共产品的关键地位。

世界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其“各美其美、天下大同”的境界格局，也必然需要中文深入参与其中以助力实现。中文作为全球性公共产品，在物质与精神利益旨归层面上具有难以匹敌的价值，注定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方面，中文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传承至今的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象征符号、全球唯一传承至今并广泛使用的古文字体系，本身即造物之无尽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接近14亿的中文母语人口、6000多万华人华侨、数百万的以中文为第二语言的使用者与近2亿的中文学习者，共同构成了全球最大的语言生活共同体——“中文共同体”[7]，这是中文无可撼动的语言资本与文化资本。国际中文教育的效果越理想，中文的交往价值、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就会在共同体框架中发挥得越充分，语言作为共同体的一部分、对共同体参与构建的意义就会履行得越到位。

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赢共享”的内涵与实践，使得中文作为全球性公共产品的热度与日俱增。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中文教育的互动中，经济逻辑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中国在全球竞争与合作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从根本上决定了中文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地位。可以说，没有共同体的物质生产与流转逻辑在实践意义上搭建平台载体，便没有语言传播与应用的广阔天地；没有中外交流大势之下各个领域与各个阶层的全方位合作，便没有广阔的国际中文教育的施展平台。丰富多彩、开放包容的现代国际中文教育体系，背后是各国各界人士对中文的强烈需求与应用空间。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作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指导思想积极践行至今，国际中文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这一领域，全球基本已经不存在空白地带：据统计，目前世界各国共有3万多所中小学、4千多所大学和4.5万所华文学校、培训机构开设中文课程，在学人数超过2500万，全球（除中国两岸四地）学习和使用中文的人数超过2亿。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已有美、英、法、德、俄、日、韩、泰、南非、智利、澳大利亚等五大洲69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这为各国中文教育本土化提供了政策保障、资源支持和样板工程，极大影响和带动了国际中文教育的快速发展。中文学习与使用不再限于学校课堂一隅，而是吸引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文艺、传媒、创业等全方位各领域人士的踊跃参与。

在国际中文教育的众多实践中，特色项目“中文+”通过中文与专业技能相结合，进一步延伸了国际中文教育的公共产品功能，堪称是从利益旨归层面上贡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具代表性的直观路径与成果之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并付诸践行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在贸易、投资、金融、文化等领域开展更广泛的合作，为中外经贸发展创造了更为本土化的良好氛围，通晓中文的复合型人才需求激增。在这一目标引领下，孔子学院以“一带一路”国家为试点，适时推出了“中文+”特色项目：这一项目旨在将中文学习和职业教育结合起来，助力各国复合型人才培养，进一步促进职业教育国际化合作，以期在当地培养既懂中国技术和设备标准，又懂汉语和中国经济管理文化的技能型工人，乃至海外项目管理、运营、维护的全链条人才。“中文+”特色项目一方面积极助力中资企业的海外发展，另一方面更是为当地孔子学院学员与民众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和就业平台，解决了当地社会发展的实际困难，让各国人民能够通过中文媒介进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之中，共享发展红利，共赢人类未来。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语言传播与使用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基础、以投入生产实践助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旨归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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