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期文章探讨了台湾地区华语文教育相关问题。文章从机构建设和政策措施两方面介绍了21世纪以来台湾地区的华语文教育政策的情况。文章分析指出，政治目的强、重视师资培养、注重数字化教育资源建设、官产学结合等是台湾地区华语文教育的主要特点。文章最后结合中文国际教育实际提出相应建议。
1 引言
我国台湾地区将对外国人也包括第一语言不是华语的海外华人进行的华语、文化教育称为华语文教育（舒兆民，2010）。从20世纪50年代，台湾地区就成立了相关机构，采取各种措施推动华语文教学，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台湾地区华语文教学推动的主力是民间机构与大学。2004年，台湾地区正式成立“对外华语文教学政策委员会”。2008年，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积极采取多项措施推动华语文教育。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华语文教育政策向东南亚国家倾斜。从2007年起台湾地区共在海外成立了9个教育中心（财团法人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会，2020）；2011年至2019年共选送1215名华语教师赴24个国家任教及741名华语助教赴14个国家任教（台湾地区教育研究院，2020）。2018年台湾大专院校附设华语中心学生人数为28399，年增20.6%，是2009年11612人的2.4倍，其中越南和印尼居前5大学生来源国（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统计处，2019）。
总的来说，进入21世纪后，我国台湾地区在华语文教育方面加大了人力、物力的投入，出台了一系列推动华语文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形成了官方推动、多方参与的格局，学习人数有较大增长，信息化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本文试图分析台湾地区华语文教育政策发展的新情况，并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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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我国台湾地区的华语文教育政策新情况
21世纪以来，我国台湾地区采取了多项措施推动华语文教育的发展，一方面强化了机构建设，另一方面出台了一些新举措。
2.1 我国台湾地区华语文教育组织机构和推动机构
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末，台湾地区华语文教育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台湾地区各大学附设的华语文中心及社会上的民间教育机构（蔡武、郑通涛，2017）。进入21世纪以后，台湾地区行政系统所设机构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形成了官方推动，多方参与的格局。华语文教育的组织机构和推动机构按性质划分可分为三类：行政系统所设机构；大学与科研院所所设机构；民间教育单位。
2.1.1行政系统所设的机构
（1）行政主管部门。2006年成立“海外华语文教育及正体字推动小组”，规划和推动海外华语文教育及繁体字；2011年成立“国际华语文教育推动小组”，负责协调各部门的资源整合和分工。
（2）教育主管部门。早期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主要以补助的方式推动华语文教育。2004年，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正式设立“对外华语文教学政策委员会”，这是台湾地区首个负责规划和推动华语文教育的官方机构，这不仅表明台湾地区行政主管部门正式进入华语文教育领域，还表明台湾地区的华语文教育“从华侨华人教育进一步向华裔和非华裔教育相结合，从母语教学向第二语言教学方向发展”（郑通涛、陈荣岚、方环海，2015）。2006年5月成立的“对外华语工作小组”负责规划执行有关对外华语文教育事项，推展相关政策、协调跨部门计划。2011年11月，作为“国际华语文教育推动小组”的配套机构，“国际华语教育推动指导委员会”成立（赖明德，2013）。2016年9月，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在台湾师范大学成立“全球华语文教育项目办公室”，希望整合华语文产业的资源及成果，建设全球华语文信息数据库，建立“全球华语文信息网”，强化全球布局的策略规划，打造自身的华语文教学品牌。
（3）侨务主管部门。台湾地区侨务主管部门是较早涉及推广华侨教育的机构，其推广华侨教育已有数十年的历史，早些年也一直负责向海外侨校提供教材（郭光明、苏新春，2017）。21世纪后，侨务主管部门积极推动华语文的数字化教育。相比过去，21世纪后台湾地区加大官方推动力度，成立相关跨部门机构，统筹华语文教育资源，扩展覆盖面，以拓展其国际空间。
2.1.2大学所设的机构
1956年，台湾师范大学成立了国语教学中心，这是台湾地区第一所以华语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心。21世纪前，台湾地区只有10所大学设立了华语文中心（赖明德，2013）。21世纪后台湾地区的大学纷纷设立华语文中心。1995年，台湾师范大学成立了华语文教学研究所，自此华语文教学纳入正规教育体系。2000年后，台湾地区大学相继成立华语文教学研究所，进行学位、学程教育。2007年以后，台湾地区大学在海外共成立了6个教育中心（财团法人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会，2020）。2015年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试办华语文教育机构评鉴计划，通过评鉴的机构可以向海外招收华语生。
2.1.3民间机构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民间机构开始设立华语中心。1956年，“基督教语文学院”成立，1976年更名为“中华语文研习所”。1973年台国语日报成立了“财团法人国语日报语文中心”。1972年筹建“世界华语文教育学会”，1989年成立“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2002年成立“台湾华语文教学学会”。这些学术团体支持、推动台湾地区华语文教学发展，提升华语文教师的专业素养，是促进台湾地区华语文教学学界与国际华语文教学学界之交流合作的重要力量。
2.2 21世纪后台湾地区华语文教育的政策措施
21世纪后，台湾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从制定长远政策规划、师资、教材、测试、数字化教学等方面推动华语文教育的发展。
2.2.1全球华语文教育八年计划
2012年，台湾地区制定“迈向华语文教育产业输出‘大国’八年计划”（2013-2020）。该计划的目标为整合推动组织、建构永续发展基础、促进专业化及差异化、支援产业发展、开拓海外需求市场基础。该计划涵盖了华语文教育推动组织机构的整合与建设、华语文教材资源的研发、华语文测试体系的完善、云端学习的推动、海外华语文市场的开发等不同领域。此后，不断对该计划进行修订，2016年新增了《建立华语文师资及相关人才培训机制》、《推动华语文教材教法之研发与创新（数位教材之研发及推广）》及《推动华语文教育国际化之研究》等行动方案。
2.2.2推动“新南向”国家的华语文教育
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教育主管部门推出“新南向人才培育推动计划（2017-2020）”，该计划采取多项措施吸引海外学生留学，如补助台湾地区的学校对海外开办先修衔接教育课程（含语言等），补助优秀学生修读学位；聚焦新南向国家学习需求，开展数位学习服务；整合及扩增华语文奖学金、短期研究奖学金等，吸引海外优秀学子留学或研修；倍增优秀侨生奖学金、补助大学院校设置优秀侨生奖学金、增加清寒侨生助学金，以鼓励优秀侨生到台湾地区就学（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2016）。编订面向“新南向”国家的教材。2017年4月，台湾地区侨务主管部门参与编订了面向小学至初中阶段侨外生的华文教材——《学华语向前走》。此后又针对缅甸、菲律宾等国的具体情况，编纂华文教材（李仕燕，2018）。推行台湾连接计划，利用台湾教育中心整合派驻各校华语教师、该国留台校友组织、台湾研究讲座、东南亚台湾学校及台商组织等当地现有资源，促进双边教育交流。
2.2.3开拓海外华语文学习市场
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方式开拓海外华语文学习市场，“自下而上”是由申请团队提出开拓市场的计划，“自上而下”是由教育主管部门邀请团队开发有价值的海外华语需求市场，建立华语文教学品牌，扩大华语文学习人数。从2014-2019年，共有48个团队在18个国家开发华语文教学市场（台湾地区教育研究院，2020）。
2.2.4华语文师资的培养、认证及输出
2004年9月，台湾地区制定了“对外华语文教学政策委员会设置要点”，提出规划及推动对外华语文师资培训、输出事项（戴红亮，2012）。2005年台湾地区“《大学法》”第11条修正案通过“大学下设学院或单独设研究所，学院下得设学系或研究所。大学得设跨系、所、院之学分学程或学位学程”的条款（赖明德，2013），同时鼓励各校成立“华语教学在职专班”。为提升华语教师的教学能力，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于2006月11月开始举办对外华语教学能力认证考试。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相继出台多项政策补助海外华语文教学人员，2009年共补助72人，2018年共补助212人，补助的人数有一定增长（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2019）。此外为配合新南向政策，2018年教育主管部门函发了《华语教师赴印度学校任教推广实施计划》《全球华语AI计划》，鼓励学校与海外大学合作开发华语教学人员职位。2019年7月台湾地区首次开设新南向华语教学师资培训班，协助教师提升专班学生华语文能力。推动“辅助大专院校及民间团体赴东南亚侨校志愿服务作业计划”，补助志愿者前往泰国、马来西亚、缅甸等6个国家的29所侨校服务。
2.2.5推动华语文能力测试
2003年，台湾地区推出了针对母语非汉语的外籍学生的语言测试——华语文能力测验，2005年，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推动成立“华语测验中心”，2007年更名为“华语测验推动委员会”。华测会负责研发和推广台湾地区对外华语文的相关测验。2011年华测会推出“新版华语文能力测验”。台湾地区还开发了针对儿童的华语文能力测验和在线测试的“华语文能力测试快筛系统”。截至2019年底，累积考生超过30万人次（台湾地区教育研究院，2020）。
2.2.6推动华语文教学的数字化
2008年台湾地区科学事务主管部门制定“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科技计划”，在其计划中包括“华语文作为第二语言之数位学习研究计划”，希望整合学术能量、产业基础与地区资源，提升数字化学习的研究水平。2007年，侨务主管部门建设“全球华文网”，同年还启动了“华语文数位学习中心示范点”建设计划，以侨校为中心向外推广台湾地区华语文教学的全球布局策略（戴红亮，2012）。2010年11月全新建设“全球华文网——数位台湾书院”华语文学习网页。2012年，推动“海外数位华语文推广计划”，协助侨校、“华语文数位学习中心示范点”及教学点开办数字化师资培训课程。2018年推广“华语101，带我去旅行”的线上学习华语新模式，包含“华语101”即学即用的在线教材，并通过Youtube介绍台湾文化特色和华语学习内容。2019年12月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签约合作，规划推出3门国际华语线上课程（台湾地区教育研究院，2020）。
2.2.7持续推动“观光学华语”计划
2017年，台湾地区启动了“观光学华语”计划，该计划是结合旅游观光产业，在外国人士在台湾旅行时，将特色行程与华语学习相结合，深入学习台湾乡镇特有的文化与习俗。2019年辅助4所大学结合“原住民部落体验”“境外学生教育旅行”“台湾美食行旅”等主题，规划并办理了当地特色课游程（台湾地区教育研究院，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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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地区华语文教育特点
纵观我国台湾地区华语文教育，有几个特点：政治目的性强，重视师资培养与资格认证，注重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联合多方力量共同推动华语文教育政策的执行。
3.1 政治目的性强
台湾各届当局都将海外华文教育视为“文化外交”的重要战略（董于雯，2012），马英九从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开始，就把文化外交当作重点的政治主张，他提出建设具有台湾文化特色的“台湾书院”，就是希望以此拓展国际空间，扩大台湾影响力。蔡英文上台后推行“新南向政策”，“新南向政策”实际上是1993年李登辉“南向政策”和2002年陈水扁“南向政策”的延伸，核心目标是通过发展与东南亚、南亚的实质关系，来平衡两岸关系（童立群，2017）。台湾地区加大对东南亚华侨华人学生赴台就读的支持力度。蔡英文希望东南亚华侨华人资源成为连接台湾地区与东南亚的纽带，并通过人才培养建立对台湾地区有利的外部影响（艾明江，2018）。台湾地区在为“新南向”国家提供的华语文教材中删减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介绍，强调台湾所谓“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台湾地区侨务主管部门，2018）。在推行海外侨民教育时，凸显“台湾认同”和“台湾文化”，而非此前坚持的“中华文化”（钟厚涛，2018）。无论是“文化外交”，还是强调“台湾认同”都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
3.2 重视师资培养
台湾地区注重华语文教师的培养，有学制内的培养也有非学制的培养，有长期培训也有短期培训，既加强台湾地区的师资力量的提升，也开展海外的师资团队的建设。
3.2.1为师资培养提供制度保障
台湾地区制定和修订了多个关于华语文教育培训方面的规章制度，甚至还修订了《大学法》，为在教育体系内设立华语文师资培养单位以培训高素质的华语文教师铺设了制度之路。
3.2.2多元的培训方式
台湾地区对华语文教师的培养既有学制内的培养（即学位教育），也有非学制内的培训（主要包括大学附设语言中心的培训、私立华语文教学机构培训、项目培训及在职进修等形式的培训）。既有短期的培训也有长期的培训；既有线下的，也有线上的，2016年台湾师范大学设立“海外华语师资数位硕士在职专班”，所有学生都可在线学习，最快2年就能拿到硕士学位。2019年文藻大学推出在线华语教师培训与认证课程。
3.2.3对华语文教师专业能力的认证
2006年推出“对外华语教学能力认证考试”，开展华语教师专业能力的资格认证。2010年增加了应试者外语能力的认定，2013年再次提升外语能力的认定标准，只有参加对外华语教学能力认证考试合格且符合外语能力合格认定标准者才能获得对外华语教学能力证书。由于标准比较高，近年来，获证率约介于14至23%之间（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统计处，2019）。
3.3 重视教材编纂，推动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
随着时代变迁，台湾地区不断调整教材的形式与内容，同时也利用现代化科技进行数字化教材资源的整合与建设。
3.3.1教材编纂向多元化、国别化发展
对外华语文教学政策委员会采取多项措施鼓励教材的编纂，台湾地区行政主管部门、民间机构、出版社、大学的华语文中心、华语教师、专家学者纷纷投入教材的编纂，教材类别多样。为适应不同国家的需求，华语教材向国别化发展，如2003年美国大学理事会宣布增设AP（Advanced Placement，被称为美国大学先修课程）中文①及AP考试后，台湾地区随之出版了与此课程及考试相呼应的教材。
3.3.2华语文教材的编纂注重外语能力的分级标准
21世纪后，台湾地区教材的编纂开始确认教材的适用对象及其华语文能力等级，参考国际上通行的外语能力分级参考标准，如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简称CEFR）、美国外语教学协会指标（The ACTFL Guidelines）、美国二十一世纪外语学习标准（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加拿大语言标准（Canadian Language Benchmarks，简称CLB），有的放矢，编制分级教材，这是台湾地区教材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变（赖明德，2013：297）。
3.3.3推动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
随着科技发展与互联网的普及，台湾地区推动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开发各种版本的数字化教材。台湾地区侨务主管部门建设全球华文网，在全球华文网中设置数字台湾书院，打造数字化的教学资源平台，还以侨教中心为依托建设华语文数字学习中心，研发在线课程、培训数字化教学师资，提供影音及线上互动教学课程，逐步构建数字化教学的网络。台湾师范大学还成立了华语文线上教学与教材资源库，开发适用于各种网络教学模式的数字化教材。此外，台湾地区教育研究院从2013年开始建设华语文语料库（COCT），研发多项华语文语料库整合应用系统。
3.4 多方力量共同推动华语文教育
我国台湾地区华语文教育的一大特点就是行政部门、大学、民间机构、产业相结合，共同推动华语文教育政策的发展。
3.4.1教育主管部门和侨务主管部门协同规划
教育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华语文教育的整体规划、资金投入、教师选派、扩展海外教学市场、推动企业参与，在政策推动过程中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侨务主管部门以侨教为基础，发展与海外主流学校的联系网络，制定教材供应的策略。
3.4.2大学发挥主体实施的作用
大学在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划下积极参与华语文教育的推展。大学所附设的华语中心除进行华语文教学外，还进行海外华语文教育的推广；不仅负责华语文教师的培养与培训，还从事在线学习课程的研发，如2018年8月，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与台湾大学合作推出“零到一学中文”中文学习在线课程，并在全球最大MOOCs国际学习平台Coursera进行课程教学。
3.4.3民间机构
台湾地区的民间机构是推动台湾华语文教育的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一方面，它们给予华语文教育资金支持，从财力上保障华语文的平稳发展，如“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财团法人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会”等都对华语文教育提供资助。另一方面，它们促进华语文教学与学术的国际交流，尤其是在台湾当局不便介入或无法介入的场合，这些民间机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陈荣岚、方环海、郑通涛，2016）。
3.4.4产业推动
近年来，台湾企业界成为了一支推动台湾华语文教育的力量。一方面，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参与海外华语文教学市场的开发；另一个方面，参与教材开发、师资培训、测试开发及数字化教学资源与应用平台的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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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思考
台湾地区华语文教育在技术层面很有特色，尤其是在师资培训、信息技术使用和多方力量推动华语文教育等方面有着一些可操作的经验，本文结合以大陆主导的中文国际教育的具体情况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1 加强中文国际教育师资队伍的培训
中文国际教育水平的关键在于教师。提升师资培训的实效和开展海外本土师资的在线培训有利于中文国际教育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4.1.1提升师资培训的实效
教师培训是加强中文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环节，是提高中文国际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加强教师培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而喻。教师培训要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就在于全面了解受训教师的实际需求和当地中文教学的实际问题（孙红，2017）。因此在举办师资培训前，应深入调查中文教育的培训需求和中文教学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以提升培训的有效性。还需充分调动教师参与培训的积极性，激发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教师共学互助的力量，例如可以建立区域性的国际中文教师工作坊、国际中文教师专业提升学习社团，举办国际中文教师经验分享会等，使培训效果具有辐射性。
4.1.2针对海外本土师资开展在线培训
汉语要健康、稳步地走向世界，必须有一支遍布世界各国的庞大而高素质的汉语教师队伍（陆俭明，2019）。随着中文进入多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文师资的质量与数量问题都凸显出来，不仅要提升中文教师的整体素质，还要从培养海外本土教师的视角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在线师资培训为培养海外本土教师提供了便捷、可行的途径，因此应开发优质在线师资培训课程，针对海外本土教师开展线上培训，提升其专业素养。
4.2 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互联网运用可穿越时空的今天，如何推动信息化与中文国际教育深度融合、加大中文国际教育的辐射面、为各国民众学习中文提供更好的支持，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4.2.1建设中文国际教育数字化教材资源库
开发多种类型的精品数字化教材，例如可在线浏览的数字化教材、情境式的数字化教材、互动式的数字化教材和移动客户端的教材。整合各种类型的数字化教材，建设中文国际教育数字化教材资源库，为在线中文学习平台（如2019年10月上线的“全球中文学习平台”）提供更为丰富的学习资源。
4.2.2发展和创新数字化教学模式
目前海外汉语教师的师资力量较为薄弱，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掀起了“汉语热”，很多国家汉语教师稀缺的问题更加突出（李宝贵、尚笑可，2018）。而信息化手段可以使教学不受地域时空的制约。为更好服务国家战略、满足海外中文学习者的需求，部分解决师资稀缺问题，应推动中文教学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积极发展和创新多媒体教学模式、远距离同步模式、网络教学模式，使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在数字化教学的建设中，应充分调动教师的主观能动性，鼓励教师贡献智慧，探讨数字化教学的有效模式。
4.3 多方协同、合力推动中文国际教育发展
在推动中文国际教育过程中，应面向中文国际教育的实际需求，发挥各方合力，提升中文国际教育的水平与质量。
4.3.1政府部门统揽全局
在多方力量共同推动中文国际教育的模式中，政府部门应统揽全局，负责中文国际教育发展的顶层设计，制定长远的战略性目标和中短期的政策规划，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政策推动机制，调动高校、民间机构、产业的积极性，理顺各方关系。出台产教融合的政策，建立融合约束机制和长效机制，明确产教融合在中文国际教育中的地位，制定相关法规，规范合作各方的权责、利益分配。
4.3.2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主体作用
高校和科研机构在中文国际教育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发挥着主体作用。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引导高校和科研机构加强中文教学、二语习得、中文本体、语言对比、课程标准研制、教材编写等方面的理论研究；编写精品中文教材；承担中文教师的培训，尤其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本土的中文教师，助力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建设；开发数字化课程，参与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和数字化教学应用平台；对接与中文国际教育相关的企业，以市场为导向，优化专业课程的结构，更新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手段与方法，进行实践教学，培养应用型人才。
4.3.3鼓励企业参与中文国际教育
制定相关优惠政策，积极拓展企业参与中文国际教育发展的渠道和范围，鼓励企业通过多元方式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如资助高校开展师资培训、大学生实践训练等，推动中文国际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着力培养适应中文国际教育实际发展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鼓励企业参与中文国际教育的信息化建设，积极提供云端技术支持，参与移动教学应用的开发，提供多样化的中文国际教育产品和服务，扩大优质教学资源的覆盖面。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开拓海外中文教育市场。
4.3.4发挥海外华侨华人的作用
充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的作用，海外华侨华人有着天然的语言文化优势，是连接中国与海外的桥梁，也是中文国际教育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应为华侨华人来华留学、短期培训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并为华侨华人开办的中文学校提供帮助。也应支持海外华侨华人来华留学后在中国就业、生活，拓展对中国的认识，以便回国后积极推动中国与所在国双边关系的发展（艾明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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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21世纪以来，我国台湾地区设立了负责华语文教育的高规格的政策制定机构，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加强了华语文布局全球的谋划力度，加大了对华语文教育的支持和投入。其紧锣密鼓的政策措施背后的政治目的显而易见，但其中的某些具体做法尚有可取之处。可结合中文国际教育的实际情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适当借鉴：加强师资力量培训，借助信息化手段扩大中文国际教育的辐射面，鼓励民间团体、企业和海外华侨华人共同推动中文国际教育的发展，构建更加开放、包容、规范的中文国际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略
原文载于《华文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1期。作者张平，女，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语言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语言政策和语言舆情研究。文章版权归原作者，限于版式，对文章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如有异议或侵权，请与公众号后台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