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2020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在商务印书馆举行。本次沙龙议题为“语言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在会上做了发言。以下为发言全文。
语言学应该而且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力作贡献
陆俭明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中文系
刚才听了于殿利总经理和李宇明、黄行、王文四位的主题报告以及诸位的发言，我很受益，也很受启发，真是增长了新知，扩大了视野。这里我也想借此机会就“语言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说一点自己的体会。我的基本想法是：语言学应该而且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力作贡献。
大家知道，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应用。语言研究包括汉语研究在内，其研究目的之一，是为语言应用服务。语言应用关涉许多方面，就其服务范围而言，主要将涉及四个方面：为政治建设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文化建设服务，为国家和谐的语言生活建设服务；就语言产业而言，业已形成“语言培训行业、语言翻译行业、语言出版行业、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行业、语言文字康复行业、语言测试行业、语言创意行业、语言艺术行业和语言会展行业”等九大业态。关于这方面李宇明、屈哨兵、李艳等都已有很好的论述。今天举行的沙龙，主题为“语言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主办者确立这样的主题，我想目的是要大家认识到，语言学具体到我们的汉语研究和民族语言研究以及汉语教学，应该而且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力作贡献。这一点在刚才各位的报告、发言中都已谈到了。但我觉得，我们还得了解并深刻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是在什么大背景下提出的？提出这一理念的现实性和深远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说我们的汉语研究和民族语言研究以及汉语教学，应该而且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力作贡献？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最早是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来的，报告明确指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1]而首先向国际社会提出这方案的是习近平主席[2]——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在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首先提出了“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吁。2016年11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秘鲁国会的演讲中，再次提出“我们要顺势而为，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而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主旨演讲中，正式明确提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中国向世界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是有时代大背景的。大家知道，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形势剧烈变动，国际力量重新组合，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断发生变化，出现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国际社会提出了“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联合国的支持下，1992年成立了由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组成的“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1995年，该委员会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发表了《我们天涯成比邻》的报告，初步阐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与价值，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但大家在“能否进行‘全球化治理’”、“如何进行‘全球治理’”这两大问题上，众说纷纭——有积极支持的，认为这是挽救人类、世界发展的必由之路；有积极反对的，认为这“完全是天真”的不可能实现的想法。一度“陷入缺乏深度治理机制的危机”[3]。正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我们向世界提出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这是我国继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构想之后所提出的又一个具有人类历史意义的伟大构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七个字三个关键词，那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社会”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出于本质意志的一个有机集合体，是与人类命运相联系的一种内在的共同的精神组合。强调“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4]“地球孕育了人类，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人类在地球不同地域繁衍发展，创造了不同社会、文明与文化。”[5]“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命运与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6]。因此，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实际包含了四种观念：一是国际相互依存观；二是共同利益观；三是可持续发展观；四是全球治理观。客观事实也告诉我们，要解决任何一种全球性问题，诸如气候问题、环保问题、水资源问题、能源问题、反恐问题、防止恐怖性传染疾病流行问题、打击跨国犯罪问题以及解决全球性金融危机问题，等等，都不能只靠少数国家，更不能只靠某一个国家。必须全球通力合作，形成一个主体多元化、共同参与，并具有机制约束力和道德规范力的、能有效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全球机制”。
国际相互依存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观基础。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实际是向世界提出了一种超越种族、超越文化、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界限的和谐世界观；倡导世界各国不论大小都能团结互信，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显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无疑为人类发展提出了一条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提出来之后受到国际上广泛关注，获得极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和点赞。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就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合作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加强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这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已经得到广大会员国的普遍认同，也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
当然，也有明显的对着干的国家。他们奉行单边主义，恪守丛林法则，凭着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已有的优势，对其他凡他认为触犯他利益的国家进行恶意打压，乃至不惜动武，使原本富裕、美丽的国家变成断墙残壁，一片瓦砾，使这些国家的百姓流离失所，四处逃命而成难民。这说明，真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会有阻力。但是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保我们人类能持续发展，这是人类共同的愿望。这个潮流不可阻挡。前途是光明的，乐观的。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语言铺路；同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需要语言铺路，也需要作为相互沟通理解的钥匙和文明交流互鉴的纽带的语言。对我们来说，研究好汉语，研究好少数民族语言，开展好汉语教学（包括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和华文教学）就会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问题是正如赵世举所说的，我们要找到语言学能起作用的相关点。我现在觉得，这“相关点”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01
加速高科技创新发展，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其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加速高科技创新发展，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人类社会摆脱渔猎采集生活进入农耕畜牧生活，再经过18世纪中叶发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即蒸汽革命，使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时代，这前后经历了上万年。之后，又经19世纪中叶的电力革命，20世纪中叶开始的信息化革命，大大加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现在我们又正经历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将进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的“超人工智能时代”。而这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将会极大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语言研究包括汉语研究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在促进人工智能的高素质发展方面将会起到别的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不过，语言研究要适应上述发展，必须加强、加速创新性的研究，重要的要改变单一的只局限于语言内部的那种语言研究，而要与其他学科，特别是要与数学、脑科学、神经科学、心理学、哲学等相融合、相交叉，努力寻求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契合点、着力点和支撑点”，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02
加强包括汉语教学在内的全球性语言教学
其二，进一步加强包括汉语教学在内的全球性语言教学。正如刚才于殿利总经理所说的，“文字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语言文字的传播体现了人类共商共议的精神”，而开展外语教学，包括我们开展汉语教学，实质上正如华东师范大学胡范铸等所指出的，那是“开展‘国际理解教育’”，“造就国际社会情感的沟通”。[7] 因此开展好汉语教学，确保汉语健康、稳步地走向世界，无疑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作出贡献。
然而，真要使汉语教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并作出贡献，无论从学科角度说还是从事业角度说，都还需要以科研领航，深入探究。特别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01
加强汉语教学学科建设
第一项，做好顶层设计和规划，首先要考虑如何加强学科建设，把汉语教学这一学科定好位、制定好发展蓝图。关于这个问题，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刘利教授已在多种场合一再呼吁，并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这里我只想再强调一点，那就是汉语教学必须以语言文字教学为核心，必须加强汉语书面语教学，其他方面的教学都应服务于汉语言文字教学，以便让外国汉语学习者切实学习、掌握好汉语，特别是学习掌握好汉语书面语。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平崛起，迅速发展，为世人所瞩目。如何让外国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理解中国？那就要“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然而正如北京外国语大学文秋芳教授在北京语言大学的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所说的：“我们要让外国人来讲好中国故事，这要比我们中国人向外国人讲中国故事，效果要好得多。”说得真好，也确实如此。可是，要让外国人来讲好中国故事，汉语必须过关，而且必须掌握得很好。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老要强调汉语教学必须以语言教学为核心任务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相关的，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问题。中华文化如何能有效地走向世界，融入国际多元文化的大家庭中去？最主要的渠道是通过各国汉学家和中文翻译家对中华文化的介绍，以及由他们源源不断地将中华优秀作品翻译成他们自己国家的语言文字，让他们国家的民众了解、认识中华文化。
02
切实做好教材编写工作
第二项，切实做好教材编写工作。就汉语教学而言，教材是进行汉语教学的根本依据，跟学科建设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近三十年来，教材编了不少，成千上万册，也确实出版了几部大家认可的好教材。但是，汉语教材编写还存在两大根本性问题：一个问题是，如何将中华文化浸润、融化在教材之中，至今缺乏认真、深入的考虑，更没有见到有成效的作为。要知道，古今中外，任何外语教学都伴随着文化教育，概莫能外。汉语教学无疑应该担负起传播中华文化的责任。但在当今的汉语教学中，“文化教学”叫得很厉害，但真正卓有成效的作为不多，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化技艺”的传授上。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育，主要要传播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而这方面的传播，必须如赵金铭教授所指出的，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路子。另一个问题是有关汉语教学的基础性研究严重不足。关于这个问题，限于时间，我不细说了。有兴趣可以看我的小书《话说汉语走向世界》（商务印书馆2019年）。
03
关注汉语教师培养、培训问题
第三项，汉语教师培养、培训问题。我们现在已有一支庞大的汉语教师队伍，他们都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为汉语走向世界出力。但从长远看，从更高的要求看，对于教师培养和培训问题也还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进一步思考：一个方面，我们现在培养的年轻的汉语教师水平如何？山东大学宁继鸣教授在一次发言中曾提出了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培养人的人现在怎么样？”这一问题问得好！这可以称之为汉语教师培养培训上的“宁继鸣之问”。目前培养出来的汉语教师，他们在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思想心理素质方面怎么样，实在值得反思。另一个方面，更要着力培养本土汉语教师，要在这方面下本钱，下功夫。初级阶段乃至中级阶段汉语教师主要得由当地的汉语教师来承担，这是汉语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不妨换位思考，在我们国内孩子们学习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阿拉伯语、韩语/朝鲜语或其他各种外语，在基础教学阶段乃至中级阶段，基本上不都是由我们中国教师在教吗？在基础教学阶段由本土汉语教师来承担，有利于汉语教学，因为本土汉语教师比我们派去的志愿者汉语教师，更了解和懂得学生学习汉语的重点、难点，更懂得学生的学习心理，在汉语教学过程中更能很好地进行汉语和他们的母语的对比教学。当然，我们要根据各个国家开展汉语教学的不同情况，来全盘规划本土汉语教师的培养和我们的派出问题。大致可分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汉语教学很有基础的国家，如美国、法国、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基本只采取着力培养当地汉语教师的策略；另一种情况，汉语教学有所开展但还不太成熟的国家，可以在着力培养本土汉语教师的同时派出适量的、有一定水平的、有一定教学经验的汉语教师，以帮助这些国家迅速发展汉语教学。第三种情况，从未开展过汉语教学的国家，这就需要先派出汉语教师，帮助这些国家建立汉语教学，而所派出的汉语教师必须是有水平、有经验的汉语教师；同时要思考如何逐步培养当地的汉语教师。
真要让汉语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和汉语教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力作贡献，还必须如崔希亮教授所指出的，大家都要有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这样的“高站位”；而且必须以科研引航，扎扎实实做好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方方面面的基础性研究。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参考文献：
[1] 参看《中共首提“人类命运共同体” 倡导和平发展共同发展》 ，新华网1912年11月10日“十八大中国聚焦”栏目。
[2] 转引自新华网2018-01-24 08：52：17。
[3] 参看张胜军《为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而努力——全球深度治理的目标与前景》，载《中国治理评论》2013年第1期。
[4] 习近平2017年1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转引自《人民论坛：同在蓝天下，应是一家人》，人民网2017年12月07日08：11。
[5] 见《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第29问（62页），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
[6] 参看杨洁篪《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见《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第156-166页，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
[7] 参看胡范铸、陈佳璇、张虹倩《目标设定、路径选择、队伍建设：新时代汉语国际教育的重新认识》，《世界汉语教学》201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