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美国学生不愿在中国高校学汉语？

为何美国学生不愿在中国高校学汉语？

澎湃新闻记者施谅、澎湃新闻特约记者施亦非

图为2014年7月14日下午，培训学院中文部和餐饮楼五层共同合办的“北语厨房”，在餐饮楼五层宴会厅为哈佛北京书院的师生们组织了一次“中文餐桌包饺子”活动。参加本次活动的哈佛北京书院师生共100多人。 北京语言大学官网 图

“每当有学生来问我，去中国学中文该去什么学校时，我总是毫无例外地回答他们：选择那些美国学校运营、组织的项目。”哈佛大学中文教学项目主管（Directo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刘力嘉（Jennifer Li-Chia Liu）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aer.cn）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显然，她不是第一次回答这样的问题了，每一次，她都会直言不讳地建议学生不要选择中国高校开设的对外汉语教学项目，而是鼓励他们申请诸如普林斯顿-北京暑期中文培训班（Princeton in Beijing，简称“普北班”）和哈佛北京学院（Harvard-Beijing Academy）等由美国常春藤名校负责运作的项目：“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质量缺乏保证，学生回到哈佛后不一定能跟上进度。”

此前澎湃新闻曾经报道，在北京大学交流的耶鲁学生对北大对外汉语教学质量普遍感到不满。现在北大工作的陆扬介绍说：“耶鲁学生普遍抱怨在北大上中文，回到耶鲁赶不上同级的课程。”复旦大学中文系严锋教授（现为悉尼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就此问题发表的微博评论被广泛转发：“外国人在中国大学里学汉语，还赶不上在外国大学里学汉语，这听上去很荒唐，但确实是有可能的，因为国外的汉语教师可能更了解外国人的学习特点，课程更有针对性，也更量大密集。所以国内不要一厢情愿以为自己在对外汉语教学上肯定有优势。” （见《争锋|在中国大学里学汉语，没有外国大学里学得好？》[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2770]）

老外到中国来学中文，中国学校教不好，还得由美国学校千里迢迢跑到中国来教，这可真让人有些“心塞”。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图为去年6月9日，北京语言大学与哈佛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九届哈佛北京书院项目在北语逸夫报告厅举行开学典礼。 北京语言大学官网 图

只要有其他人在场，就必须说中文

学习强度不够，是一个重要原因。

哈佛东亚系的博士生Kyle Shernuk向澎湃新闻记者现身说法。他曾于2011年在北京、成都的两所大学学习中文，项目都由中方独力操办：“上课只是老师放幻灯片，没有提问也没有讨论，布置的作业不用交，所以很多同学也就不交了。最后考试的成绩好坏也无所谓。”

“如果你的自制力够强，坚持每天做作业，进步还是显著的。参加中国大学的项目，就要做好‘自学’的准备。”Shernuk说。

相比之下，他于2009年申请加入的哈佛北京学院，要求就要严格得多：“所有美国学校办的暑期项目，在入学时都会要求你宣誓，暑期班期间只能说中文。如果超过三次被发现说英语，就得走人了。”一般而言，暑期班三个月的课时加起来相当于一学年在校的普通课程，“强度相当大，每天早上八点上课到下午两点，每天都布置作业，每周有考试，还要演讲”。

哈佛东亚系博士生Dylan Suher刚参加了今年哈佛在北京的暑期班：“最让我头疼的还是演讲，几乎每天都要对着全班演讲，而且好多还都是华裔，压力特别大。”

普北班的情形也差不多。本科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韩国女生Becky Bae说：“在普大上中文课的时候，一周两次要去老师办公室正音，老师会纠正到你把音发准为止。普北班差不多一样恐怖，隔天就测验，每周都要用中文演讲。”

普北班的负责人，是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兼中文部主任周质平（Chih-p'ing Chou）。自称“生在上海、长在台湾、老在美国”的周质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离台赴美，在印地安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82年，周质平获中国文学博士，次年，他开始接触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并出任美国明德大学暑期中文学校（The Chinese Summer School ， Middlebury College）主任。此后三十年间，这位研究专长为明代文学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学者，便与对外汉语教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1993年参与创办、至今仍良好运转的普北班已是美国高校在华举办的短期中文培训班的样板，而他本人则成了美国中文教学领域的代表人物。

入学时宣誓暑期班期间只说中文的“语言誓约”这个传统，就发源于明德大学暑期中文学校。明德大学是一所文理学院，位于美国东北部佛蒙特州，1966年开办暑期中文学校，教学方式为大小班相结合，大班讲解练习、小班集中操练，训练以听说为主，强调发音的准确和语法的严谨，严格实行语言誓约，杜绝母语，只说中文。这种让美国中文学习者完全浸润于其中的“沉浸式教学法”（也有评论者称之为“明德模式”，见《略论美国在华中文教学项目》，《国际汉语教育》2010第三辑，作者为美国欧柏林大学东亚系的李恺、刘芳），被后来的美国大学广泛地移植，用于开设在华中文教学项目。

普北班是其中最早尝试的先行者，它所建立的管理模式和教学模式，对后来者影响深远。主持明德暑期中文学校九年之后，周质平希望能到中国开办中文培训班。在周质平看来，明德模式虽然不可谓不成功，但周遭的学习大环境毕竟还是英语，“沉浸式教学法”真正想要沉下去、浸进来，还是要去中国。

在周质平的四处奔走、多方努力之下，1992年，普大和北京师范大学达成合作协议，普北班宣告成立。第二年暑假，普北班迎来了第一批学员，全部是美国各著名大学的本科生、研究生，共有一百多人。

周质平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说，普北班非常重视小班授课。一个小班一般只有五六个人，最多不超过十个人，每个年级都是如此，“效果比大班授课要好得多”。

他特别提到，普北班是“强化外语培训班”，在“强化”两个字上，他加重了语气：“如果想到北京来旅游，对不起，这个班没有时间来做这些事情。” 普北班一般设四个年级，入学先考试，根据学生的考试成绩分配到不同年级。学习时间共两个月（八个星期），每天早上从八点开始，上课四小时，一直到中午十二点。下午两点到五点，一对一单独上课——这是最有学习压力的时刻。晚上八点到十点则是老师答疑时间。此外，每周会安排两次“中文桌子”，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到两点，由一个老师带两到三个学生出去吃饭，学习用中文点菜，随便聊天，“总之，让他们尽可能多地说中文”。还有一到两次校外学者专家讲座，内容涉及中国社会、经济、文化……

一位自称“从93年第一届普北班开始任教，一共教了四届”的老师，在《对外汉语名人周质平及普北班的运作和教学法》一文中，记录了他的见闻：每个学生每天上午上两节大班课、两节小班课，“为了上好课，事先必须预习生词和课文，上课时教师是不进行讲解的”，下午则要跟一名教师个别谈话，“以获得个别辅导”，“然后还要做作业，预习第二天的内容。学习的强度是很大的，学生们经常学习到深夜”。

不仅学生累，老师也累：“工作强度非常之大。在普北班教汉语必须全力以赴，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兼职做其他事情。” 周质平自然更不能自外于此：“周质平教授经常亲自听课，不行的马上就让他下来，自己亲自上阵示范。开课之初还会对教师进行摄像，整个年级教师一起观看，给教师挑毛病。”

这位老师同样提到“语言誓约”：“在开班之前每个学生都要写一个保证书，签上名字，保证在普北班期间不说自己的母语。如果被发现说汉语以外的其他语言，会被开除，学费也不退还。教师也一样，虽然没有保证书，但是被发现用英语教学或谈话也会受到严厉的批评。”

“语言誓约”的执行严格到了什么程度呢？周质平说，不单是教室里必须说中文，宿舍里也一样，“我们规定，普北班学员必须住在北师大学生宿舍，不允许在外面住，而且我们要求同宿舍舍友之间也要严格执行语言誓约，只说中文”。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和父母打电话，但也“必须到没有人的地方悄悄地打，只要有其他人在场，就必须说中文 ”。

刘力嘉半开玩笑地称周质平的教学方法是“集中营式”， “我们还是更中庸一些”。事实上，哈佛的中文教学项目，学习强度也是很大的。同样是小班教学，人数一般控制在十个人左右，以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在课上参与讨论、发言。作业量同样很大，每天的课后作业需要一到两个小时来完成。学生每周都要去老师的办公室至少一次，用中文和老师交谈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除此之外，老师还会参加学生的“外语午餐”活动，每周一次，在午饭饭桌上只用中文交谈。

刘力嘉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说，哈佛的中文教学项目共有23名教师，是全美最大的中文教学团队，另外配有两名博士生做助教。

“我们的老师一般都有对外汉语专业的硕士学位。每年哈佛还会到北京语言大学去招人。”刘力嘉说，她每年大概会收到三百份简历，从中筛选出八十人，由刘力嘉亲自面试，再选出七十人进行培训，最后留下四十人在哈佛中文暑期班授课。这四十人中表现最为突出者，才会被带到哈佛——从练习课的实习老师开始做起。哈佛暑期中文班每年招收大约一百名学生，师生比达到一比二，也就是说，一个老师带两个学生。暑期班的老师，既有从北京语言大学招聘而来的，也包括哈佛中文项目的常任教师。

与哈佛的情况相仿佛，普北班每年都会培训六七十名老师，二十余年下来，已经培训出了两千多名老师。由于课程和北师大合作的缘故，普北班老师的主要来源是北师大，也有北京语言大学、人民大学的师资，“其中绝大部分是对外汉语专业的硕博士”。当然，也有不少老师来自美国，“每年我们都从美国带十个左右的老师到北京，都是普大的讲师，由这些从美国来的老师组织各个年级的教学”。周质平说。

或许更为关键的是奖学金，“我们提供的奖学金的比例应该是全美最高。而且奖学金不仅给普大学生，也给非普大学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项目做得到”。周质平说，每年都有不少欧洲以及日本、韩国的学生慕名而来，“最近几年，美国高校在中国办的中文培训班，人数一直在减少，只有普北班的人数不减反增”。奖学金无疑在其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对外汉语教学亟需现代化、当代化

中国的中文学习项目竞争不过美国，最为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教学方法乃至思想理念的落后。

刘力嘉评论说，国内大学的对外汉语项目教学方法落后，重量不重质，授课时间虽然长，授课方式却还是以老师讲、学生听为主，而美国高校的语言课注重的恰恰是如何让学生开口说话，鼓励他们积极回答问题和参与讨论。

“忽视实际应用的听说读写，是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的主要问题之一。教外国人的一大难点是，你必须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刘力嘉有一次在国内听课，中国老师问美国学生如何解决交通堵塞问题，学生答“汽车游泳池”（car pool，意为拼车），老师笑着说：“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错了。”刘力嘉说：“这种时候就需要老师不仅懂中文，也要知道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明白他们为什么会犯错。教语言不光是告诉学生一个正确答案。”

哈佛中文项目的教师在教授词汇的过程中，也特别注重难度的递进。“比如第一年可以教‘一定’，学过之后再教‘必然’，到较高水平了才能教‘势必’，不能一下全扔给学生。”

而普大一直以来的做法，都是“听说领先，读写跟进”，强调听与说的重要性。周质平说，“普大不太赶中文教学的时髦。美国的中文教学方面，派系林立，学说纷纭，最近又开始流行什么‘任务法’或者‘交际法’，强调语言的使用或者交际当中的流利，把准确放在了次要位置”，与这些流行的教学法相反，“普大多年来始终坚持发音准确、语法正确，先把基础打好，再谈语言功能。语言的功能不是凭空而来，必须做到语音准确、语法正确，才可能与人交际或者达成任务”。

普大这套重视听说、强调准确的教学法，来自著名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教授（Middlebury College的汉译“明德大学”，也出于牟复礼之手）。二战期间，美国国防部拨款于1943年成立了陆军培训班，专门针对军人讲授“关键语言”（Critical Languages，包括中、日、韩、俄、阿拉伯五种语言）课程。牟复礼参加了第一期陆军培训班，考了中文班的第一名。这个班的负责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赵元任。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牟复礼前往普大东亚系执教，同时开展中文教学。他沿用了赵元任及其女赵如兰创设的“赵氏中文教学法”，“先求其准确，再求其流利”。

周质平介绍说，美国的中文教学领域也经历过一场白话文运动，这场运动的开启者就是赵元任，“赵元任生造了一个词组，叫Sayable Chinese。过去英语里是没有sayable这个词的，Sayable Chinese的字面意思是‘可说的中文’，就是主张学中文要从听和说入手”。在此之前，“美国高校所谓中文课，基本上还是汉语古籍入门，过分强调掌握汉字。直到1962年，芝加哥大学的初级中文课使用的课本还是《孝经》。《孝经》读完了，接着读《孟子》”。

走过这段弯路，时至今日，美国高校早已找准了中文教学的正确方向，但中国大学似乎还是绕不过来这个弯，没有弄清究竟应该如何进行中文教学，进而正确地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

周质平对孔子学院的一些具体教学方法也有不同意见。在他看来，孔子学院太过执着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而在传播过程中，传统文化又常常被“幼稚化”：“经常从孔孟学说的皮毛开始，夹杂对中国节庆风俗的介绍。简单来说，就是‘以古代今’。其实西方人更感兴趣的是当代中国，比如说中国的户籍制度、人口政策、舆论环境等。但这些都是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空白。”

为此，周质平特别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不是博物馆”的文章，呼吁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现代化、当代化”：“很多洋人都觉得中国非常古老，结果去北京、上海一看，‘哟，挺现代化的嘛’。这个问题，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要负很大的责任。不要看来看去都是兵马俑、长城，为什么不能看看三峡大坝、青藏铁路呢？”

这一切，被周质平概括为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能见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太低。”

力求与时俱进，贴近中国的社会和生活，正是刘力嘉和她的教学团队近年来在编纂、修订课本时所努力的方向。刘力嘉向澎湃新闻记者展示了哈佛中文教学项目的三年级课本。课本的单元主题包括：大学生该不该卖猪肉、医患关系、微信和微博等。编辑团队一般先选定单元主题，再设置结构，撰写课文，列出新词、语法、讨论等模块，最后则要求学生交一篇以本单元内容为主题的议论文。

除了普通的中文语言课之外，刘力嘉还和王德威教授一起讲授“人文中文”。“其实就是带学生通过读经典的现代文学作品，来学语言”。课程大纲按主题划分，从五四时期起，分为“启蒙”、“革命”、“乡土”、“乌托邦”等，作家包括鲁迅、沈从文、老舍，甚至还有刘慈欣。哈佛的中文教学项目鼓励学生关注中国社会和文化议题，在暑期班里，学生也必须完成一项社会调查课题。

周质平也编了二十多本教材，全部由普大出版社出版。有一件事，让周质平至今愤愤不平。1993年普北班设立之后，为帮助学生了解当代中国，周质平编选过一本教材，书中的文章、漫画，全部选自《人民日报》与美国相关的报道，结果这本书的使用却遇见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更让他不解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有老师曾发表文章指责教材故意引发学生的‘反华情绪’”，而教材中所谓的这些内容， “无非是向洋人介绍一些中国的现况：厕所里是没有卫生纸的，中国人大多不爱排队……”周质平苦笑着说。

事实上，在美国待了四十多年的周质平，一直被港台、美国的友人同事视作亲华派。比如，他多年来一直坚持在普北班教简化字和汉语拼音，而且主张把繁体字和简化字从原来的Traditional Chinese、Simplified Chinese改译为Old-form Chinese、Contemporary Chinese，“繁体字是古体，简化字是今体，这个区分要在翻译当中凸现出来。不然老外一看到Simplified Chinese就不想学了，觉得还是学Traditional Chinese比较好。有的时候，翻译的名词往往可以起很大的作用”。这个主张，周质平的台湾朋友、同事特别不能理解，他却处之泰然，“在我看来，语文就该是约定俗成的，多数人怎么说、怎么写，你就怎么说、怎么写。台湾语文应该‘随波逐流’，而不是做‘中流砥柱’，做‘中流砥柱’就意味着被孤立”。

对中国文化，他更是深有认同，“文化上、语言上，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对中国的爱是不待言的”。二十多年来，每一年，周质平都要求普北班的学生去卢沟桥博物馆参观，“作为中国人，我想要我的外国学生知道日本人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不知道的”。

这些年来，中文在美国高校中的地位不断上升。2014年秋季，哈佛中文课程的选课总人数约为三百三十人，以本科生为主，且大多数人在高中阶段就已经开始学习中文。哈佛要求每个本科生都必须学习一门外语，选择范围很广，从法语到阿拉伯语都有，甚至还包括藏语。刘力嘉表示，很多本科生觉得学法语、德语已经不算什么，“学中文才显得自己比较厉害”，选中文的学生各个族裔背景都有，大部分人的专业并非人文社科类，反而以理工科居多。对于已经有了相当基础的华裔学生，哈佛已经开始专门针对他们设立中文课。

面对持续升温的中文热，周质平评论说，“过去只有极少数的美国学生出于学术研究的动机来学，现在多了很多商学院、法学院的学生来学，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堕落，目的从纯粹变成了功利。其实，这个改变非常可喜，说明中文从以前的exotic language（澎湃新闻注：稀奇古怪的语言）变成了有用的语言，美国人觉得学了中文可以在中国找到工作，这和中国这么多人学英语主要是觉得英语有用的道理是一样的”。

正因如此，周质平特别不满于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封闭、保守和狭隘，“中国正处在复兴的过程当中，伴随着中国的复兴，才会有中文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复兴”。而这一切，都仰仗于方法的改进、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以及更为宏观的层面上广泛、深入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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